剖析民族主義思想淵源及其學術(shù)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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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剖析民族主義思想淵源及其學術(shù)評價 摘要: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先行者,其民族主義思想極其豐富、深邃,主要來源是中國的傳統(tǒng)民族平等觀念、西方的天賦人權(quán)學說、進化論和社會有機體論以及日本民族運動的啟迪等。其學術(shù)價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國民認同特質(zhì)的民族國家。 關(guān)鍵詞: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淵源;學術(shù)評價 梁啟超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觀學界對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別是對他國學思想、憲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論著,可謂汗牛充棟。然而,作為梁啟超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主義思想研究卻相對薄弱,特別是對他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及其學術(shù)評價方面,仍有

2、繼續(xù)深掘之必要。 一、梁啟超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認識 鴉片戰(zhàn)爭前后國人對民族、國家觀念的認識與理解有著明顯不同。據(jù)史料記載,古時“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統(tǒng)治者,“族”指某個群體,表達家族、種族、宗族等多種意思,而“民族”舊時主要指宗教范圍內(nèi)的人,與近代以來人們對民族含義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古時民族觀念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觀念相通于種族觀念;第二,民族觀念疏離于國家觀念?！雹嬴f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受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傳統(tǒng)民族觀念悄然生變。受此影響,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奠基者梁啟超在1899年的《東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頻率使用“民族”一詞,隨

3、后發(fā)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又對西方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fā)展狀況做了闡述。隨后梁啟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中的民族定義時,對伯倫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體闡釋,而且對民族特征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此外還對伯倫知理的“民族”定義進行了初略評析。1902年梁啟超著述的《新民說》,首次對民族主義做出了概念詮釋:“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這表明梁啟超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較以前有較大變化,表現(xiàn)在輕地域與血統(tǒng),而重歷史與現(xiàn)實整合因素的民族認同,用“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標準限定了民族的范

4、圍,在這個范圍內(nèi)的人都是“同胞”,從而應該求得民族自決、民族自治,并且組織政府以謀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張中華共同體內(nèi)各族平等。此時,梁啟超對“民族”的理解已經(jīng)比較深刻,明確了民族的范圍,并劃出非此即彼的界限,進而用“民族”的思維方式來處理近代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標志著他已成為一位民族主義者。 二、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發(fā)展脈絡 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經(jīng)歷了從萌芽、形成到不斷豐富的演進過程?？v觀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發(fā)展歷程,經(jīng)歷了從強調(diào)夷夏種族的“種族民族主義”到中華各族合為一體的“合族民族主義”,由中國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義”到以建立民族國家為訴求的“民族國家主義”的演變。

5、 第一階段:甲午戰(zhàn)爭前,從“種族民族主義”到“合族民族主義” 維新變法前,梁啟超師從康有為服膺于“今文學派”,以“公羊三世說”為理論核心建構(gòu)自己的歷史觀,以“世界大同”作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時的梁啟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強調(diào)“華夷之辨”、“華夏中心主義”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觀上,認為在華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屬于“夷狄”、蠻族。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等部分維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離于日本、美國及澳洲之間。在這期間,西學的大量接觸使梁啟超的思想觀念發(fā)生顯著變化。1902年他在《新民說》中就首次表達了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接著在190

6、3年《新民叢報》發(fā)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又對民族主義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義”,即強調(diào)在中華共同體內(nèi)各族為統(tǒng)一之民族,并稱國家要能實現(xiàn)自強,需“平滿漢之屆,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③。這種思想與他輕蔑地稱之為“種族民族主義”的反對滿族思想是相對立的。此后,以“保種救國”為目標的大民族主義勃興,試圖通過“合國內(nèi)本部屬之諸族以對國外諸族”,“合舉國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提出新的中華民族應是“合漢合滿合蒙合藏,組成一個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跖于五大陸之上”④,遂達“合族救國”之大成的目標。上述資料表明,梁啟超已經(jīng)認識到喚醒民族意識的極端重要性,“在漫長的歷史時期

7、里,各部族不斷融匯化合,形成‘民族意識’”,“成為數(shù)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⑤梁啟超對民族主義概念的區(qū)分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來國人在民族主義觀念上的混亂,這也充分表明梁啟超已經(jīng)擺脫了傳統(tǒng)上以文化、種族主義為標志劃分族類的狹隘民族觀念。 第二階段:甲午戰(zhàn)敗后,從“天下王朝主義”至“民族國家主義” 對中國近代史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列文森曾經(jīng)說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可以說是一個使‘天下’變?yōu)椤畤摇倪^程”⑥。甲午慘敗、山河破碎、國衰力弱的現(xiàn)實將中華民族潛在的民族主義情感激發(fā)了出來,“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之役始也”⑦?！肮嚿蠒笨梢哉f是維新變

8、法思潮從興起走向高漲的里程碑,同時也是近代中國人民族主體意識開始萌芽的標志。 流亡海外的梁啟超,隨著與外界接觸的日益廣泛,系統(tǒng)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促成了他世界觀、民族觀的轉(zhuǎn)變,“萬國并立”的觀念開始萌芽。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梁啟超心靈深處的碰撞與對接,必然產(chǎn)生“思考中國未來之路”的火花,他逐漸背離良師康有為的“三世說”理論,進一步意識到傳統(tǒng)的“天下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只有將“天下”與“中國”分離、“國家”與“朝廷”異位,進而確立民族國家思想,建立民族獨立國家,使國家成為國人為之奮斗的唯一目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所在。他認為,處于亡國境地的中國,其圖存之道

9、關(guān)鍵是喚醒民眾的抗爭意識、增強國人的國家認同感,塑造近代社會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將“種族民族主義”與“合群民族主義”加以區(qū)分,也是希望人們擺脫傳統(tǒng)的“天朝國家”、“天下大同”的陳腐觀念。他在《愛國論》中說,“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zhì)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故吾國數(shù)千年來,常處于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自數(shù)千年來……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雹鄰倪@里可以看出,梁啟超的民族主體意識逐步擺脫傳統(tǒng)的天下王朝觀念,走出了國人對世界傳統(tǒng)影像中國即“天下”的誤區(qū),意識到中國僅居世界一角,是一個地域上擁有邊界、政治上擁有主權(quán)的多民族國家。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想成

10、為梁啟超民族主義的基本訴求。 三、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 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中國近代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中國傳統(tǒng)民族觀念的熏陶、西方先進學術(shù)思想的啟迪及日本民族運動巨大潛力的助推所形成的強勁動力,促成了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 (一)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民族觀念對梁啟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響 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雖然“華夷之辨”的消極意識、落后觀念不絕如縷,但中華文化在民族問題上倡導的“天下一統(tǒng)”、“愛及四夷”、“華夷一家”、“協(xié)和萬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間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內(nèi)容。在民族問題上,儒學的基

11、本思路并不是著力強調(diào)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別,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諧民族關(guān)系的理想狀態(tài)。在民族間交往中越來越牢固的文化共識逐漸建立起來,這就為民族平等、民族團結(jié)觀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鄭觀應的中華民族優(yōu)越觀及民族平等觀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時空和階級的意義,適應了中國近代社會喚醒民眾的時代需求。傳統(tǒng)民族觀念特有的積極意蘊,自然成為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 (二)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賦人權(quán)”學說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學說看成是民族主義之原動力。1898年10月,梁啟超因變法失敗長期流亡日本,后

12、又輾轉(zhuǎn)到美國、澳洲等地短暫停留。在流亡期間,他接觸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賓諾莎、盧梭、孟德斯鳩等人有關(guān)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譯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人有關(guān)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理財學的著述。這些逐漸改變了他的知識結(jié)構(gòu),更新了他的思維方式,使他得以用更開闊的視野去觀察世界與中國,尤其沉醉于對中國民族國家問題的思考。因此可以說,西方的天賦人思想是梁啟超人人有權(quán)、個個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論來源。此外諸如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民族建國思想、洛克的“以強力對付強力”的公民維權(quán)理論亦對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三)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受

13、到了西方進化論與社會有機體論的影響 梁啟超對達爾文、斯賓塞等西方學者的“進化”理論、社會有機體論是相當推崇的。戊戌變法前梁啟超讀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手稿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觀念對其影響頗深,強調(diào)滿漢等各族合群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條件,認為自達爾文的理論問世以來,“無論為一人,為一國家,皆向此告鵠以進,近世民族帝國主義所由起也”⑨。從一定意義上說,除舊布新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必然趨勢。在游學日本期間,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觸。從日本回國后,他借助報紙、書刊等載體開始對進化論大加宣傳,以此增強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并提高人們對推行民族主義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認識。總之,

14、梁啟超汲取了社會有機體論的思想營養(yǎng)和進化論思想的合理內(nèi)核,把它變成了倡導民族自立自強、建立民族國家的理論武器。 (四)日本民族運動的巨大潛力對梁啟超啟迪 梁啟超抵達日本后,親眼看到這個國家在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沖擊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潛力,驚嘆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和短短30年間飛速崛起的能力。在對日本的歷史及現(xiàn)狀進行研究并與中國比較后,對日本國民中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了切身體會。與此同時,梁啟超也深切地體會到近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此民族與彼民族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國民與國民之間的競爭,“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之競爭也”⑩。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國,當先維新

15、吾民”為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的宗旨,以圖通過此舉達到提高國民素質(zhì)的目的。 四、對梁啟超民族主義的粗淺評價 研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民族問題》獲悉,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有兩條典型的路徑:一條是以法國為代表,強調(diào)主權(quán)在民權(quán)的政治民族主義;另一條是以德國、意大利等國為代表,重視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tǒng)的文化民族主義。其實,近代法國的政治民族主義和德、意等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只是在不同環(huán)境下強調(diào)側(cè)重點不同的兩種表現(xiàn)形式,就兩者的關(guān)系來說,他們互為表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看,梁啟超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充滿驕傲和自豪,表現(xiàn)了他主張維

16、護中華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條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國門被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后,國外各種政治文化潮隨之大量涌入,梁啟超出于對儒家文化歷史命運的擔心,開始醉心研究中華傳統(tǒng)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對梁啟超的有關(guān)論著細加斟酌不難發(fā)現(xiàn),他所倡導的文化民族主義,其目的是強調(diào)和宣揚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價值,肯定該民族的獨特性與價值。這從學術(shù)角度看,似乎很膚淺,甚至有錯誤,但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理解,梁啟超試圖用傳統(tǒng)文化來喚起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重塑民族奮發(fā)圖強的精神,陶鑄華夏民族嶄新的“國魂”。甲午戰(zhàn)后不久,已系統(tǒng)接觸西方學術(shù)思想的梁啟超思想又有了新的變化,轉(zhuǎn)而通過“開民智,興民力”之舉,依靠提高國民素

17、質(zhì)、建立民族國家以挽救處于危亡境地的中華民族。透過其思想的轉(zhuǎn)變不難看出,梁啟超志在完成從中國傳統(tǒng)的種族主義向國族主義的過渡,以培育國民新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 綜上所述,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實際上觸及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兩大基本問題,即喚醒民眾國家意識、建立民族國家問題和保護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資源問題。從梁啟超“合族民族主義”到“民族國家主義”思想觀念的轉(zhuǎn)變,可以發(fā)現(xiàn)建立獨立民族國家、實現(xiàn)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訴求。同時,他又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宣揚儒家倫理。其民族主義兼有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的二重性。當然,側(cè)重點在于改造中國人國家觀念的缺失

18、,重建自尊、自強的嶄新民族國家,從這方面來說,他的民族主義傾向政治民族主義。盡管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華在中國政治和思想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不容置疑。正如胡適先生所言,“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啄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一舉而全國相應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所提出的歷史任務,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獨立國家),有的還在繼續(xù)(提高國民綜合素質(zhì)),但其思想中超越時空的價值仍

19、閃爍著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蘊含的學術(shù)價值作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潛在資源,仍需學者進一步深入發(fā)掘。 注釋 ①李良玉:《從辛亥到五四: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江海學刊》1994年第4期。②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返?輯,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8—549頁。③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第77—81頁。④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第75—76頁。⑤⑧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70、270頁。⑥[美]列文森著、鄭大華等譯:《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⑦⑩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119頁。⑨梁啟超:《梁啟超文集》第3冊,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121頁。胡適:《藏輝室札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