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孤獨者》看魯迅小說的中道視角

從孤獨者看魯迅小說的中庸視角00818030 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 盧茜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小說孤獨者中敘述主體的中庸視角，說明魯迅小說在面對革命時并非非褒即貶的復(fù)雜性，力圖闡釋小說在流露出對革命的同情之外，還有對革命細節(jié)的質(zhì)疑。作者認為小說復(fù)調(diào)中不完全肯定革命的某一聲部反映出魯迅本身性格中傾向于極端之間的某種平衡觀，一種敢于懷疑的精神，以及時時陷于懷疑的痛苦。關(guān)鍵詞：魯迅小說；中庸；魯迅雜文。一、區(qū)別于黑白雜文的多重聲部魯迅寫雜文，雖然有時筆意曲折，但文字背后對當(dāng)權(quán)者的憎與惡總?cè)缑撌挚蓴S的投槍一樣直利；對革命者，則無論勸導(dǎo)、歌詠或悲嘆，都是前赴后繼的青年陣隊之后革命立場堅定的助威者姿態(tài)；對中西文化的取舍，也是大膽定論，激賞與批判兼有，有時甚至不惜過度貶抑，用保守者的折中換來一點革命的進步。形式影響內(nèi)容，就情緒種類而言，雜文的容量不如小說。如果說雜文的情感是黑白分明的，那么魯迅小說的情感，就以許多深淺不一的灰色組成，在百態(tài)人生的復(fù)調(diào)之中，來自庸凡者、革命者、墮落者、復(fù)仇者、頑固者的不同聲部互相詰問，爭執(zhí)的喧囂背后，有吶喊者的彷徨。在這眾多聲部之中，“我”的出現(xiàn)尤可玩味。不同于狂人日記中“我”這個純粹的記錄者的角色，不同于孔乙己中“我”以一個愛熱鬧的溫酒小童看待受封建毒害的窮書生的視角，不同于祝福中“我”以進步青年的身份心存悲憫、假意平靜地回憶祥林嫂的過程，孤獨者中的“我”戲份更重，以更平等地身份出現(xiàn)在主角魏連殳面前。這個“我”并沒有表現(xiàn)出很進步，但著實有著異于小說中其他人物趨炎附勢地吃人的面貌；這個“我”絕不落后，卻又對魏連殳的革命性情與復(fù)仇墮落并不甚理解；“我”樂于拜訪潦倒的魏連殳，卻又決不是魏的同道或知音，“我”殷勤探望，卻常常提出與魏相悖的意見?！拔摇币苍S是接受過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但肯定與激進的革命黨大異其趣，可能是平頭百姓，但有著略高于封建社會老百姓平均水準的覺悟?！拔摇钡某霈F(xiàn)，否定了社會非進步則落后、非革命即反革命的概念，說明當(dāng)時的中國并非只由壞的政府、愚昧的百姓、叛降權(quán)貴的虛偽文人和進步的革命青年組成，還有一些徘徊于其間的可能略有傾向的中立者，而這些處在中間狀態(tài)的人，因為沒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和政治傾向，既不必歌頌也無所謂抨擊，所以容易被革命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忽視。然而魯迅偏偏拾取了一個中間人的視角“申飛”，讓讀者有機會從一個相對客觀的視角了解孤獨的革命者的人生際遇。二、三分之一個魯迅的叩訪如果孤獨者以第一人稱寫魏連殳從遺世獨立到攀附權(quán)貴的蛻變，從為革命而奮斗到因革命而復(fù)仇的歷程，主角內(nèi)心情感的掙扎會表現(xiàn)得更強烈，其中矛盾、掙扎和復(fù)仇的緣由會更明白，就像傷逝，以第一人稱無所顧忌地宣泄情感，感染力不可謂不大。但這樣，小說就成了黑與白的二元世界一個孤獨的失敗的革命者，和反抗他的全世界。然而魯迅并未讓小說中的全世界都敵視主角魏連殳，而是派出了一名不知從何而來的使者來轉(zhuǎn)述魏的遭遇，這個使者就是“我”。相對于主角的孤憤，“我”看似平凡、中庸;但是由“我”冒著被攻擊的危險幫助魏連殳謀職（雖然以自顧不暇的失敗告終）、由魏在“墮落”后寫信說與“我”不是一路人、由“我”總是探訪失意的魏而并未想要借助發(fā)跡后的他來獲得更好的生計、由“我”終究聽不得魏死后假惺惺的哭聲并成為小說唯一個為魏的死感到沉痛的人的種種蛛絲馬跡，不難看出“我”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黑暗的社會背景格格不入。如果說魏連殳這樣孤獨、凄涼的革命形態(tài)是魯迅三分之一個具有極端思維的靈魂寫照，那么“我”應(yīng)該是另外三分之一個魯迅，甚至更多 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p67：“據(jù)胡風(fēng)回憶，魯迅當(dāng)年在談到孤獨者這篇小說時，曾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那是寫我自己的。”。有一種人，胸中涇渭分，認得清楚好壞，然而自己并不為那尚幼小而朦朧的好東西和扼制它的周遭去大鬧革命，雖然他們也覺得改變是應(yīng)該的，也相信惟有革命才換得來新的光明，但使他們猶疑的并非只是自己要作犧牲，還有這樣的疑問路在哪里？有路，又要如何走？一旦走上革命之路，就脫離了中庸之道，恐怕要失去客觀評斷事物好壞的能力。何況生命誠可貴，生命是最需要尊重的東西，別人的生命與共同的自由無法擺放在天平兩端，號召他人去作犧牲的革命是可恥的，而自己一個人生命的犧牲又絕不足以推動歷史的車輪進步一點點，所以如何革命就成了最大的難題。魯迅自己的選擇，是在沖鋒的先驅(qū)之后做一個吶喊者和警醒者，其實他是在用慢消耗的方式去犧牲，使有限的個人生命能放出更多光熱再熄滅。歷史需要這樣在亂世中保持頭腦清醒的人，需要這樣的人揮旗擂鼓，既鼓勵革命斗士的前赴后繼，又略牽制住革命的力量，使它不至于用力過猛而走向毀滅的偏激。而歷史也需要更多更多愿意前赴后繼的革命斗士，否則革命就無從談起。魯迅當(dāng)然比我們更明白這兩點，他最后做出的選擇是前者，但在他吶喊與警醒人們的過程中，看著流逝的青年的鮮血和相對無恙的自己，作為一個責(zé)任感異常沉重的人，又怎能不羞愧，怎能不萌生同樣跳入革命的篝火用生命作燃料之心？如此兩難的選擇，這樣矛盾的掙扎，也許一直困擾著魯迅，使他時時拷問自己，不知在從事極端的革命與秉持一種相對平衡、客觀的人生態(tài)度之間何去何從，于是就有了“我”對魏連殳的叩問。魏連殳是魯迅生命的一種可能，“我”是魯迅從自己身上抽離出來的持有疑慮的視角。這種視角通過懷疑人性人性未必好，懷疑人性未必壞，懷疑革命未必是壞事，懷疑革命細節(jié)未必完美，來否定極端，形成看似中庸的態(tài)度。魯迅其實踐行著魏連殳所做的大半，而牽制他走向極端的，可能正是不可擺脫的懷疑與多慮的天性。懷疑讓人在世俗生活中取得平衡，也讓人在面對革命的時候感到痛苦。只知肯定革命否定封建的人，是孤注一擲、一往無前的革命家或革命斗士，而敢于懷疑兩者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思想家。“我”之叩訪魏連殳，除關(guān)懷之外，讀者應(yīng)還能看出對魏連殳生存狀態(tài)、思想細節(jié)的一種懷疑吧。肯定他的精神，激賞他的魏晉風(fēng)骨，但也質(zhì)疑他思考與選擇的細節(jié)。三分之一個魯迅，在懷疑另外三分之一個可能的魯迅。三、沒有結(jié)果的對話“我”的中道主義在某一段爭論中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當(dāng)魏連殳說“孩子總是好的”、“全是天真”的時候，“我”反駁到“不盡然”，“我”說孩子之中是有壞根苗的，結(jié)果是惹來了三個月才消的仇恨。直到魏被孩子仇視了，魏為不天真的孩子感到悲哀時，“我”又以別的詞匯去平衡：“這是環(huán)境教壞的”。那么“我”對于“人之初，性本善”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態(tài)度呢？人之“惡”，究竟是根苗使然，還是壞境使然？極端的魏連殳，是從樂于照顧孩子，到最后向孩子都發(fā)起了復(fù)仇，讓孩子磕頭和學(xué)狗叫。而總能找到平衡的“我”，卻是在孩子看似天真爛漫時認為他們未必沒有壞根苗，在孩子發(fā)出惡意攻擊時安慰自己那是環(huán)境的外力污染、扭曲的。也許后者更接近真實的魯迅，但在魯迅嚴苛地自我拷問時，也許他認為自己未必就沒有對孩子也發(fā)過一個報復(fù)的狠愿。此外，“我”對魏連殳的勸導(dǎo)，多是讓他放下折磨自己的過于清醒的，是勸平庸。比如勸他結(jié)婚，勸他將本家人看得好些，勸他不要將人間看得太壞，勸他莫作繭自縛。其實對于曾經(jīng)家道中落的魯迅來說，世態(tài)炎涼，別人不會比他自己經(jīng)歷得更深刻，而他自己也正是那個苦于太清醒的人，以至于看到世間的許多瑕疵，許多“壞”。不過人是需要以希望的可能存在來作為生存的動力的。小說中的“我”，想以自己的出現(xiàn)和表達的中庸觀給魏連殳一點積極生存的希望，但魏連殳顯然不曾領(lǐng)情，非要以絕望與復(fù)仇的火焰維生，同時自我毀滅。而魯迅，他雖用自己的智慧、隱忍和愛排除了復(fù)仇的選擇，卻像小說中的“我”沒有辦法將希望灌輸?shù)轿旱哪X海一樣，無法給予自己太多希望，于是只能把可貢獻的希望火種都撒給別人，自己懷著絕望和對絕望的質(zhì)疑，在時時陷于懷疑的痛苦中，清醒地咀嚼一生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