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多元系統(tǒng)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述評及前景探析匯編

新版多元系統(tǒng)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述評及前景探析匯編 關鍵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多元系統(tǒng)；翻譯實踐；翻譯批評 摘要： 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理論呈現(xiàn)出系統(tǒng)模式多元化景象。女性主義進入翻譯界，形成了女性主義翻譯觀，迎接它的有批判和質疑，也有贊賞與憧憬，這是在所難免的。隨著技術操作等微觀層面的進一步研究，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將成為多元系統(tǒng)下一個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它從獨特的視角指導著翻譯實踐。 一、引言 隨著翻譯研究從著眼于語言內部因素的語言學視角轉向以語言外部因素為主的文化視角，翻譯理論界出現(xiàn)了多元化系統(tǒng)論，本世紀初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就是其中一個分支。張南峰指出，如果沒有性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多元系統(tǒng)論者可能無法意識到，某些翻譯策略原來是由某些性別規(guī)范支配的。正如廖七一所言：“女性主義的翻譯觀，無論從理論和實踐來看，都是對原文文本單一意義的反撥”。 女性主義作為文化研究主流的一部分，從性別視角對歷史、文化進行反思，并以此來解構傳統(tǒng)的父權和夫權在人們*中的影響。萌芽于英國，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加拿大迅速崛起并傳遍北美和全世界的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同樣是從獨特的性別視角來解構傳統(tǒng)的翻譯觀的。女性主義翻譯研究主要致力于以下幾個層面的探討：關注女性的存在，將性別意識植入翻譯的理念之中，評估女性譯者*和現(xiàn)代作用；從語言上對原文本進行解構，消除男性中心主義，消除男性偏見和性別歧視，批判傳統(tǒng)譯論中將女性和譯者貶入底層的隱喻，強調譯文與原文的平等關系；分析翻譯作品中不同性別的語言的處理及其*問題；提倡女性主義的翻譯策略和標準，以“增補”、“加寫前言與腳注”和“劫持”等“重寫”策略實現(xiàn)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強調譯者的主體性；鼓勵多性別文本研究比如同性戀文本翻譯研究，提倡差異性和多樣性。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正處于發(fā)展階段，中外翻譯界的專家學者對其的評價各持己見，對其前景亦看法各異。 二、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批判與質疑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誕生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少爭議，其中不乏否定的聲音。Levine批評女性主義翻譯觀太情緒化、太主觀、太宗派化和理想化，不能成為真正的學術研究。Eugene A.Nida對圣經翻譯中女性主義所提倡的中性譯本持懷疑態(tài)度，他認為性別中性不具備有效的認知模式，而且兩性兼顧的語言也不能解決性別中性所存在的問題。在女性主義陣營內部，也存在不少對女性主義翻譯觀的批判。巴西女性評論家RosemaryArrojo批評女性主義翻譯論存在“機會主義”、虛偽性和理論的非連貫性等自我顛覆性特征。女性主義翻譯觀代表人物之一Spivak則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譯者為了迎合西方世界，在對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品的翻譯中，“抹殺”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聲音和身影，剝奪了她們“被聽見”和“被看見”的權利，是對非西方世界的一種新的殖民主義。Robyn Gillam等則指出，女性主義譯者的翻譯不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摻雜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戲，只有精通雙語、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精英才能讀懂。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傳人中國后，研究者中也有不少學者在肯定女性主義翻譯觀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對其負面影響提出了批評和質疑。葛校琴認為，女性主義翻譯觀給人一種“矯枉過正”的感覺。對女性經驗的過分張揚有落人色情文學之嫌；在理論闡述方面使用一些過激性詞匯，如剝奪、侵占、劫持等，有形成新的二元對立的趨向；在翻譯策略上和翻譯效果上也有矛盾的地方。蔣驍華指出，針對英語中沒有男女兼指的“通性人稱代詞”的問題，許多語法家、修辭學家和社會學家提出了幾十種解決方案，但至今未有定論，此問題值得大家深思。盧玉玲則認為，西方文學作品與“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譯文本存在錯誤的表述，主要傾向是將西方女性美化，而將東方女性弱化和丑化；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者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婦女，主要是為突出和推廣自己的理論鋪平道路。張景華也指出，“由于女性主義流派眾多，觀點過于激進，并且把顛覆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tǒng)譯論作為終極目的，把非理性作為理性，為了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過于強調翻譯中對語言的操縱和譯者的干預，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偏離甚至歪曲了翻譯活動的本質，只會把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引向極端”，“導致了譯者主體意識的過分張揚”。劉娜、鄧紅風認為，由于女權主義的翻譯研究有著天生的缺陷，對于構建翻譯學的理論大廈而言，它不是構建基礎和打造構架，而僅僅是起了添磚增瓦的作用；它只關注翻譯的宏觀層面研究，忽略了翻譯的技術操作層面的研究，從長遠來看，是不能持久的。楊柳也認為，盡管眾多的女性主義翻譯研究者特別是女性研究者都在努力擺脫“多余的肋骨”的陰影，但殘酷的現(xiàn)實使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出現(xiàn)也難逃“偶發(fā)的存在”之危險。就目前形勢來看，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未來仍然是“不定的”。 三、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肯定和憧憬 盡管在女性主義陣營內外都存在著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批評與質疑之聲，但中西方大部分研究者們認為，女性主義翻譯觀的確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并給予積極肯定和認可。在西方，如，“Simon認為性別文化將會修正并拓展翻譯與文化相結合的邊緣地帶；Flotow滿懷希望地預示著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發(fā)展方向，即可能在身份政治、處境狀態(tài)、歷史維度三個方向進一步拓展”。 在中國，有不少研究者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持贊賞樂觀的態(tài)度，如劉軍平、徐來、何高大和陳水平等。劉軍平指出，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待作者、文本、譯者和讀者，將會給翻譯研究帶來全新的啟迪；在后現(xiàn)代、后殖民多元文化語境下，女性、差異性、他者性將為建立譯者主體性、女性譯者主體性以及其他翻譯模式提供無限的可能性。劉軍平對女性主義翻譯觀的發(fā)展也持非常樂觀的態(tài)度。徐來認為，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是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與女權主義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對翻譯研究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在譯者主體性的研究中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性別視角；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策略和實踐手段都帶有鮮明的性別特征，以“重寫”和語言操縱為方法，以引起社會對女性存在的再思考。他在在女性的名義下“重寫”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譯者主體性研究的意義中，對歧視女性的翻譯觀和翻譯實踐行為進行了批判，是一篇為女性代言的“身份”作品。何高大、陳水平論證了女性主義運用某些過激手法是為了追求以“雌雄同體”來最終消除性別歧視的 理想，而不是重新建構一個“母權制中心”。二位學者的研究是對女性主義翻譯觀的贊賞與肯定。 也有不少中國學者在承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有其局限性的同時，也肯定了其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影響和意義。比如廖七一認為，女性主義翻譯觀盡管存在局限性，但這一理論將個體視為特定文化政治的產物，承認這些因素對個人的見解、觀點以及翻譯產生的作用，重視文化差異、語境以及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翻譯的可能性與選擇性，對于我們反思傳統(tǒng)翻譯觀念的合理性、開辟新的研究向度具有深遠的意義。葛校琴指出，女性主義翻譯的本質就是要顛覆傳統(tǒng)譯學話語中的不平等解構，顛覆父權中心，提倡差異的哲學，對譯學和文化批評的貢獻不可磨滅。蔣驍華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提出質疑之前，首先對其表示了肯定：女性主義翻譯觀主要致力于凸顯翻譯的主體性，強調叛逆和平等，強調翻譯是政治行為，以消除性別歧視為目標，是一種方興未艾、值得進一步拓展的研究領域。 四、前景展望 女性主義翻譯觀雖有偏頗的一面，但卻不能忽略其正確因素，這一點已得到翻譯界認同。隨著女性地位的日趨提高，女性主義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了解和接受，女性主義理論進入翻譯界，對翻譯理論產生影響，是一種必然的現(xiàn)象。在西方，幾次大規(guī)模的婦女解放運動已經大力推動了女性主義翻譯研究時代的到來；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后，又經過改革開放，女性的地位逐步提高，女性譯者、女性翻譯研究者和女贊助人紛紛躋身于翻譯界，投入到翻譯研究和翻譯出版行業(yè)中來，一些男性有識之士也參與到這一研究領域中，他們都為中國女性主義翻譯話語的顯形和鋪展做出了貢獻。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前景，研究者中有表示悲觀的，也有持樂觀贊賞態(tài)度的。它的發(fā)展前景究竟如何呢? 女性主義翻譯研究與文化視野中的翻譯研究一樣，是翻譯研究的一部分，它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角，從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翻譯學中的多元互補論。女性主義翻譯觀主張從女性的視角來操作原語向譯語的轉換，不僅要讓譯者從邊緣走向中心，而且讓女性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翻譯的中心主體，同男性譯者一樣擁有自己*權；但它強調的并不是女性的霸權，而是平等*權力或者平等但有差異*權力。它認為差異是必然存在的，正如Bassnett與Lefevere指出的，“女性主義理論表現(xiàn)了認知過程這一關鍵因素，而當代翻譯理論也重視譯文中存在的多種聲音，突出了譯者作者語言的內省空間”。女性主義翻譯觀使我們認識到，在分析文本的時候，除了社會、歷史、政治等因素影響外，性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主體加入女性的視角，使人們對翻譯的理解由單純的語言轉換視角擴展到多元立體的視野，提高了認識的深度，進一步把翻譯活動看成為一種翻譯主體間的關系：帶有性別角色的譯者通過對話文本與帶有性別角色的作者間的交流關系。 作為翻譯理論多元系統(tǒng)的一個分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有它自身的理論體系，即對一系列翻譯理論基本問題都有自己的闡釋，如翻譯哲學、翻譯標準、翻譯目的、翻譯對策、翻譯方法、譯者的地位及譯文與原文的關系等。這些理論來自于翻譯實踐并在實踐中對譯者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尤其在文學翻譯領域。如朱虹教授在向西方譯介中國當代文學時，在翻譯選材和英譯行文時，就受到了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影響，她本人也承認這一點。如她選材的主要標準是：作者是女性；作品寫女性。她還特別注意選一些有明顯女性主義傾向的作品，如陸星兒的女人的“一樣”與“不一樣”，王安憶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等。 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的解放必須先從語言著手”，在翻譯中也要爭取女權，即在譯文中讓女性的身影盡量被看到，女性的聲音盡量被聽到。在源語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中，女性的身影和聲音是不可或缺的。原作中的女性話語，最好由女性譯者來譯，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傳達其中的女性語言特征，準確而生動地表現(xiàn)女性心理，從而讓讀者真正“聽到”和“看到”作品中的女性，消除由男性創(chuàng)作或翻譯造成的虛假的女性文學表現(xiàn)。當然，我們不贊成女權主義翻譯家對譯文的公然篡改和操控，但女性主義翻譯觀主張從女性的角度來翻譯涉及女性生理心理的描述，從根本上瓦解男性語言的霸權地位，使作品中的語言呈現(xiàn)出性別差異，即女性語言和男性語言共存，這也是對自然語言中性別差異現(xiàn)象的客觀反映和真實寫照。從這一點上來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存在是必要的，不會成為“偶發(fā)的存在”；相反，在當今這個飛速發(fā)展的世界里，隨著女性地位的逐步改善和提升，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和女性主義者加入到女性主義翻譯事業(yè)中來，支持和推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發(fā)展。我們相信，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女性主義翻譯最終會如simon所倡導的那樣成為涉及性別角色翻譯的準則。 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形成時間不長，在翻譯理論界仍算是新興事物，有批判與質疑之聲是在所難免的。任何理論在剛形成階段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會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偏頗與不足，需要在不斷發(fā)展中進行修正與完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沒有前途。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亦如此。它和其他理論一樣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在宏觀理論形成之后，再從技術操作等微觀層面進一步研究，使它得到應有的充實與發(fā)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就會成為翻譯理論多元系統(tǒng)下一個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并將會從獨特的視角指導翻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