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及其對中國社會組織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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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代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及其對中國社會組織研究的影響 第一章 當代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基本內涵 “Ｃ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三種不同的譯名，即“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這三種不同的中文譯名之間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差別。“市民社會”是最為流行的術語，也是Civil Society的經典譯名，它來源于馬克思經典著作中的中文譯名。但這一術語在實際使用中帶有一定的貶義，傳統上人們往往把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民間社會”是臺灣學者的譯法，它是一個中性的稱謂，但不少人認為它過于邊緣化?！肮裆鐣眲t是一個褒義的稱謂，它強調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

2、國家權力的監(jiān)督與制約，因而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喜歡這一新的譯名。 關于公民社會的定義，學者們眾說紛紜，意見不一，由此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公民社會定義。這些定義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一類建立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基礎上，公民社會在此指獨立于國家但又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生活領域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社會價值和原則。另一類則建立在國家－經濟－公民社會的三分法基礎之上，公民社會在此指介于國家與家庭或個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相互作用領域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或原則。進入９０年代以來，以三分法為基礎的公民社會定義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戈登－懷特的定義頗具代表性。他指出：“當代使用這個術語的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公民社會的主要思想是

3、：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由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形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彼鲝垖⑵髽I(yè)或經濟機構同公民社會分開來對待，前者作為經濟社會或經濟系統構成了公民社會的基礎。 二、公民社會理論的基本架構 公民社會理論主要致力于研究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以及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 就西方學者已有共識的觀點來看，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 １、私人領域。持等一類定義的公民社會論者認為，私人領域是指私人自主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濟活動的領域。其中市場機制和私人產權構成這種私

4、人領域的兩大要素，它們保證個人能夠自主地從事經濟活動和追求特殊的私人利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中關于公民社會的論述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因此將其譯為“市民社會”是比較準確的。持第二類定義的公民社會論者則主要在個人私域意義上使用私人領域這一術語，他們認為個人私域（個人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領域）構成個人自我發(fā)展和道德選擇的領域，個人在這一領域應享有的充分的隱私權。 ２、志愿性社團。這種志愿性社團不是建立在血緣或地緣聯系的基礎上，成員的加入或退出是自愿的，并且不以贏利為目的。它是團體成員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結成的社團，是一種非政府的、非營利的社團組織。志愿性社團為公民提供了參與公共事務的

5、機會和手段，提高了他們的參與能力與水平，因此，當代公民社會論者多把志愿性社團看作是公民社會的核心要素，有人甚至在二者之間劃等號。 ３、公共領域。當代關于公共領域的思想主要得益于哈貝馬斯這位當代偉大的思想家。他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評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討論構成這一領域的基本特征。 ４、社會運動。西方左翼學者一般都把社會運動或新社會運動看作是公民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要素。他們把反叛現實社會和實現理想社會的希望寄托于此。其他公民社會論者則不太

6、強調這個要素。 公民社會不僅包括上述結構性要素，還包括與之互為表里和相互支持的基本價值或原則，后者構成公民社會之文化特質。關于文化特質的內容，公民社會論者認識也不一致。大體說來，這些基本的社會價值或原則是：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開放性、法治原則。 1、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假設一直是公民社會理論的基石。它假定個人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公民社會和國家都是為了保護和增進個人的權利和利益而存在的。 ２、多元主義。它要求個人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社團組織的多樣化，思想的多元化。維系這種多元主義的是提倡寬容和妥協的文化。 ３、公開性和開放性。政務活動的公開化和公共領域的開放性是公眾在公共領域進行

7、討論和進行政治參與的前提條件，因此當代公民社會論者無不堅持公開性和開放性的原則。 ４、參與性。強調公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和制約國家權力，是公民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 ５、法治原則。公民社會論者強調要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在三分法的情況下還要保障它同經濟系統的分離。他們認為倡導法治原則的目的是為了劃定國家行動的界限，反對國家隨意干公民社會內部事務，從而保證公民社會成為一個真正自主的領域。 公民社會的上述結構特征和文化特征無疑代表的是一種理想的或規(guī)范的公民社會模式，現實存在的公民社會與之有著很大的差距。同時，上述有關公民社會特征的論述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論特別是歐洲中心論色彩，因而

8、其普適性值得懷疑，這是一些西方學者都承認的事實。但不少公民社會論者對這種公民社會的前景充滿信心。 公民社會論者都同意，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特是它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只有保護這種獨立性和自主權，公民社會的上述結構特征及文化特征才能得以維持。公民社會理論理論家往往偏激地把國家看作為對公民社會的最大威脅。因此，反對國家對公民社會的壓制和干預，反對國家職能的過分擴張，追求社會生活領域的自治和維護公民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這些公民社會論者斗爭的主要目標。在三分法的情況下，反對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yè)化傾向的侵蝕，也是維護公民社會的獨立性所必不可少的。公民社會理論的批評者正確地指出，國家并不總是對公民

9、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構成威脅，相反國家的保護和管理對于公民社會的健康發(fā)展心不可少。 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是公民社會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公民社會理論家提出的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的模式多種多樣，但概括起來有五種：公民社會制衡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等。 公民社會制衡國家?，F代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是“必要的邪惡”，國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公民社會需要國家調停其內部利益沖突，保護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會所無力承擔的公益事業(yè)。國家是邪惡的，若無外力制止，國家權力和國家活動范圍將無限制的擴張下去，從而危及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此，自由主義者主張以公民社

10、會來制衡國家，劃定國家行動的界限（不得侵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當代公民社會論者繼承了自由主義的思想并已形成一種共識，即一個活躍的和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乃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條件。他們認為，只有通過獨立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實踐（政治參與和輿論監(jiān)督等）才能有效地控制國家權力的濫用并使國家易于對民眾的要求作出反應。 公民社會對抗國家。托馬斯－潘恩首次提出這一命題。他認為，公民社會和國家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公民社會愈完善，對國家需求就愈小。理想的國家是最低限度的國家。潘恩還認為，反抗那些隨意剝奪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和非憲政國家是正當的、合法的行為。當代少數激進的公民社會論者繼承了這一觀點。東歐

11、公民社會研究者把前社會主義政權下國家和公民社會的關系描述為一種支配和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二者相互對立，因此他們主張反對國家對公民社會的壓制，擴大公民社會的自主活動空間。美國學者阿拉托也將波蘭的社會運動描述為“公民社會反抗國家”的興起。 公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還有些公民社會論者認為，在民主體制下，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的理想格局是強國家和強公民社會和諧共存。以研究東歐問題見長的美國學者邁克爾－伯恩哈德即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民主體制下惟一良好的權力配置就是強國家和強公民社會共存。在這種實力格局下，國家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社會與足夠強大以防止國家過分自主而不對社會的要求作出反應。雙方中任

12、何一方力量過弱或者都很弱小，都會產生嚴重的問題。只有雙方各自相對于對方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證并彼此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tài)，雙方各自的功能才能得到最好的發(fā)揮。 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參與國家事務是公民社會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對于公民社會參與國家的模式。公民社會論者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西方公民社會參與國家的模式有兩類：一類是多元主義模式，美國是其代表，公民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集團享有平等地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另一類模式是社團主義的模式，以瑞典為代表，國家認可某些大的社團組織的行業(yè)或職業(yè)利益的代表權力并為它們提供了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其他利益集團則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對這兩種模式的優(yōu)劣，公民社會論者內部

13、意見很不一致。 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持此論者反對那種把國家和公民社會對立起來并認為它們之間存在內在沖突的觀點。他們認為，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對集體需要作出反應方面，公民社會和國家可以相互補充，這二者之間可以建立起很好的合作關系。不少公民社會論者指出，由于“政府失效”、“市場失效”和“第三部門失效”同時存在，這三者之間必須建立起很好的合作互補的關系。薩拉蒙等人進而認為，只有在公民社會、國家以及商業(yè)領域之間建立起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關系，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和經濟增長才有望實現。 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的這五種模式之間并非彼此排斥的關系，它們各自在某些方面包含著真理。這些模式遠未窮盡公民社會與國家的

14、關系的全部內容，它們只是對復雜的現實的一種高度抽象的理論概括，而且這種概括還帶有強烈的理想化色彩。 公民社會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中譯詞，又譯“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作為一個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領域被廣泛使用的學術范疇，公民社會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出現。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被認為是這一范疇的首倡者。亞氏以后，西塞羅、阿奎那、洛克、盧梭、費爾巴哈等人從不同角度論及公民社會。黑格爾就公民社會留下了大量論述。馬克思則在批判繼承黑格爾相關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公民社會理論。葛蘭西、哈貝馬斯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公民社會作為關于人類

15、社會認知的一個范疇，可以說一直走在時代的前面。它是人類生產方式不斷演進在西方的選擇。如同引領人類思想和社會進步的一把火炬，它從希臘城邦激辯的淬火中走出，經歷了羅馬深厚的法律文明、中世紀城市文明、宗教革命與政治變革的洗禮，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與民主-共和的政治歷練，見證了東西方文明沖突和演變，目睹了20世紀后期此起彼伏的私有化浪潮，迎來了被稱為“顏色革命”、“街頭革命”的新抗議時代。惟其如此，公民社會成為最易被“泛政治化”的范疇之一。約翰?基恩甚至提出并探討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問題。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公民社會曾引起我國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許多學者的廣泛重視，先后出現了圍繞經典作

16、家相關論斷的理論論爭和中國如何建設公民社會的實踐論爭，提出了許多深刻并富有啟發(fā)意義的見解。 第一，公民社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著現實政治關懷的學術范疇。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在黑格爾、馬克思、哈貝馬斯那里，這一范疇都有著強烈的實踐性或政治意義。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公民社會成為新興資產階級戰(zhàn)勝封建等級制和農奴制的重要武器。用馬克思的話說，公民社會既是“批判的武器”，同時也是“武器的批判”。[1] 第二，公民社會是一個伴隨人類思想進步和實踐發(fā)展而逐漸成熟且越來越重要的范疇。隨著歷史的演進，公民社會的論爭經歷了一個由模糊而漸向清晰、由混亂而漸向有序、由分歧而漸向共識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外延從最

17、初的城邦走向城市，進而走向整個社會；公民社會的內涵則從單純的“私”延伸到市場經濟，進而轉變?yōu)楣差I域，成為社會公共性的代表。這一過程表明：對公民社會的認識隨著人類的發(fā)展進步特別是公民社會本身的展開而逐步深化，逐漸成熟，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自我認知的一個重要學術范疇。 需要強調的是：公民社會這一范疇本身并不包含明顯的政治傾向或意識形態(tài)屬性。不能把公民社會簡單理解成一個政治范疇，特別是不應給公民社會簡單貼上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而使之“泛政治化”。 關于公民社會存在各種不同的解釋，因而形成許多理論。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由馬克思本人提出，并經葛蘭西、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豐富與發(fā)展，形

18、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其基本觀點包括：公民社會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之間通過各類社會組織等交往形式構成的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組織具有非政府的、非市場的屬性，它們獨立于國家體系和市場體系之外，是自主的公民之間基于一定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公共領域；這些公共領域具有公共性、民間性、多元性、法定性、開放性和共識性等特征；公民社會一方面能夠影響公共權力及政策，另一方面也能制衡專制、強權和資本的壟斷，同時具有豐富社會資本、傳播意識形態(tài)、增進文化價值等作用。 2004年，一位美國學者愛德華茲出版《公民社會》一書，系統整理了迄今為止關于公民社會的各種觀點和分歧，他按論題、論域及觀點的異

19、同，將既有的各種公民社會觀點劃為三大類，第一類強調結社生態(tài)，把公民社會視為獨立于國家體系和市場體系之外、由各種社會組織構成的第三部門；第二類強調價值取向，把公民社會視為基于普適價值、社會資本和道德共識的美好社會；第三類強調公共領域，把公民社會視為表達公民主體意識的公眾協商、理性對話的公共平臺。[2]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俞可平的一篇論文，將公民社會定義為“國家或政府系統、以及市場或企業(yè)系統之外的所有社會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盵3] 從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出發(fā)，結合愛德華茲和俞可平的上述觀點，我把公民社會理解為包含社會組織、社會

20、價值和社會場域三個不同向度的社會現象或社會狀態(tài)。這種社會現象或狀態(tài)普遍存在于現代社會，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架構之一，對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的發(fā)展和政治-行政體系的運作具有重大影響。具體來說，我所定義的公民社會有三個基本向度：其一，公民社會組織，即公民在志愿和自主參與基礎上發(fā)展形成的普遍的、多樣化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以及在社會組織發(fā)展的各個不同層面所達成的自律、互補、共治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組織生態(tài)，由此形成區(qū)別于現代國家中政治-行政體系和市場體系的公民社會組織體系；其二，公民社會價值，即公民在自主參與的各種社會活動中所表達的具有普遍認同的社會價值。其中包括基于自由、獨立和權利意識的公民精神，人們相互間的

21、信任、互助、包容等社會倫理或規(guī)范，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公益等普適價值或公共精神。公民社會價值既區(qū)別于金錢至上、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價值，也區(qū)別于權力至上、爾虞我詐的官場倫理，體現的是人們對幸福生活和美好社會的追求；其三，公民社會場域，即公民能夠自由進出、平等交流、表達訴求、協商對話的公共輿論空間或公共領域。這種以公民為主體所形成的社會場域并非一定的物理空間，而是各種觀點得以相互作用的“場”及達成共識并采取集體行動的“域”。公民社會場域具有公共性、開放性、多元性等特征，一方面能夠影響公共權力及政策，另一方面也能制衡專制、強權和資本的壟斷，同時具有豐富社會資本、傳播意識形態(tài)、增進文化價值等作用。

22、 上述三個向度分別從組織、價值和場域三個方面反映了公民社會。換言之，無論公民社會組織、公民社會價值，還是公民社會場域，都可理解為公民社會，都是公民社會在不同向度上的體現。從另一個視角看，公民社會在三個不同向度上的體現，反映了其總體的發(fā)育或成長狀態(tài)。同時，這三個向度也是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的。 需要強調的是：公民社會并非只是一個宏觀的總體性范疇，而是有其微觀和宏觀的兩個不同層面。在微觀層面，公民社會基本等同于社會組織，既表現為其內部治理結構與外部結社生態(tài)、制度環(huán)境等，表現為體現在這些組織身上的公益宗旨、公益項目及活動，以及不斷積累和擴大的公益資源，也表現為這些組織在參與社區(qū)、政府乃至政治領域

23、等公共活動時所具有的影響力、話語權及渠道等。在宏觀層面，公民社會指稱的是這樣一種狀態(tài)：在一個社會中，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都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發(fā)展，它們作為公民自發(fā)和自主的結社形式能較容易地獲得合法性支持，作為公民及其群體的社會表達形式能多渠道地進行溝通、對話、協商和博弈，作為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組織制度形式能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得到來自公共部門的資源；公民及其群體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增加社會資本，企業(yè)等營利組織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富有社會責任，黨和政府等公共部門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更加民主、高效，提高問責能力，整個社會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富有和諧性、包容性、多樣化和風險承受力。這樣的一種由社會組織的充分

24、發(fā)展所帶來的社會狀態(tài)，我稱之為公民社會。 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和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趣逐漸升溫。這方面的論文和學術著作愈來愈多。但是相較于國外的研究成果來說國內學界對公民社會的研究尚屬初步評述性的多獨立研究的少一般化論述多創(chuàng)新性的見解少抽象、概念化的論證多實證性的研究少。盡管如此這些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畢竟為我們進一步的開掘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以下我們有選 當代公民社會理論家既繼承了上述模式中的合理思想，同時又有所發(fā)展。公民社會理論中強烈的反國家主義色彩逐步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更加深入、全面的認識所取代。首先，他們一般認為，極權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是一種壓制和反抗的關系。公民

25、社會要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只能同這種類型國家壓制公民社會的一切行為作堅決的斗爭。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對立的關系。其次，他們認識到民主國家也有走向專制的危險，公民社會在這種國家中可以作為一種制衡力量而發(fā)揮作用。第三，公民社會與國家干預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除了少數新保守主義者外，當代公民社會理論家一般都拋棄了主張對公民社會放任自流的最低限度的國家思想。同時他們也不贊成黑格爾的普遍國家思想，因為它會將公民社會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當代公民社會理論家一方面主張擴大社會自主領域，縮小國家干預范圍，另一方面也主張，重新界定國家職能使之成為公民社會的保護進、監(jiān)督者和調節(jié)者。第四，公民社會參與

26、國家問題。當代公民社會理論家既主張公民社會應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并影響政治決策，又反對公民社會成員將自己的斗爭僅僅限于政治領域，而忽略了反對文化霸權和爭取經濟民主的斗爭。同時他們認為，公民社會不應將自己的活動限定在國家的層次上，還應該延伸到基層社區(qū)和國際社會的層次上。 公民通過參與各種志愿性社團組織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規(guī)范，正是維系民主和促進發(fā)展都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加強公民社會成為建立社會資本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有鑒于此，公民社會及與之相關的第三部門概念，已經同時進入當代民主及民主化理論和發(fā)展理論之中并構成其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門。在人類即將進入２１世紀之際，公民社會正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27、盡管這一理論本身仍存在著諸多的問題。 首先，我想引亨廷頓的觀點，其在《中國文化論》里有一個基本判斷：“一切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發(fā)展，大概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個階段是去西方化，回歸傳統文 化，繼續(xù)引領現代化?！边@個觀點區(qū)分了西方化和現代化兩個不同的概念，將西方化看成是西方的一組文化。從文化源頭上來看，包括古希臘的理性哲學、古羅馬的法、希伯來的宗教；從西方語言上 來看，包括了古希臘語、拉丁語以及衍生出的歐洲語系。特別是后面兩種文化僅西方獨有，非西方國家不存在：第一個是貫穿于整個西方歷史過程中的多元的社會體制，即相對于權力而獨立的社會體 制和組織。第二個是個人主義。而與

28、之相對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主要包括以下特征：第一是工業(yè)化，第二是伴隨工業(yè)化而來的城市化，第三是物質財富的增加、生產的發(fā)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 壽命的延長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其核心是工業(yè)化。亨廷頓將西方化與現代化區(qū)分開來，用以解釋第一階段，即非西方國家要走向西方國家設定的現代化道路，西方化引領現代化。這就類似于中國 甲午戰(zhàn)爭以后，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后，全盤西化的階段。 　　當這個階段達到臨界點的時候便開始轉向第二個階段。一般來說，前階段向后階段轉接主要有兩個標志：1.這個民族從工業(yè)化過程中獲得民族自信。這種民族自信要求重新檢討在前階段西方化過 程中過度損害民族自信的現象，同時也要求對曾經拋

29、棄傳統文化的行為進行重新審視。2.以市場化引領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必然會導致道德的真空狀態(tài)和個人的焦慮狀態(tài)，社會失序狀態(tài)和意義喪失狀 態(tài)。正如剛才許老師提到當下中國是一個“秩序大亂、人心大壞”的時代，我們正經歷一個舊秩序被打亂，新秩序尚未建成的過程。按照這樣的觀點和思路，我們進行判斷：2008年前后，當代中國是 否到達亨廷頓所謂的臨界點？ 　　針對這一問題我有兩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自信。現今中國似乎已經到了一個要求擺脫西方的象征符號，重新尋找民族認同的價值的 時代。這種由于經濟的增長而引發(fā)的民族自信，使我們以為趕英超美已唾手可得，從而導致國

30、內民族主義興起和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人們要求回歸傳統來尋找新的當代意義。另一方面， 我對當代中國市場化、高流動和陌生人的社會，是否能夠確立以自我約束為中心的道德，即克己復禮，對內在加以約束來符合外在的群體生活一般準則的想法存有困惑和質疑。那么現在有兩種思路， 一種是認為市場展開，個人利益成為社會的基本。只有建立在個人和權益基礎上一整套的法治規(guī)范，而道德的高層意義問題則是個人私事。之前韋森教授引用的哈耶克的觀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有過 度美化自由主義之嫌。自由主義歸根到底是把意義托付給個體，是謂個體的自由。妄圖從外部來規(guī)范社會的每個個體，因此它強調以個人為本位，經濟為本位，以法制為規(guī)范，只強調規(guī)范和程序。國 內自由主義大體上朝這個方向走。 非政府組織作為一個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進步現象，它反映了人的社會性本質，體現著公民社會的內在邏輯，呼應著行政改革時代多元治理結構的建設要求，通過彌補政府組織的不足和市場體系的缺陷而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扮演著不可缺少的角色，同時作為人權的組成內容，獲得法律肯定和保護。因此，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就因其具有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法性而成為大勢所趨的社會現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是非政府組織發(fā)展的一個基本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