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研究中的理性主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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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任研究中的理性主義分析 信任研究中的理性主義分析 2015/10/13 《東岳論叢雜志》2015年第九期 一、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的信任議題 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快速發(fā)展，取決于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諸多因素;但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變量，是政府職能的轉變①。也就是說，政府職能的轉變是否正確、是否成功，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過程和結果。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政府職能將發(fā)生新的轉變，標志著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形式將發(fā)生全新的變化，即

2、在公共服務領域內，需要推動和建立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這種公共非營利的合作關系、表達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的“政府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的策略性安排，及其落實這一策略性安排的“外包制”這一購買機制②，將是今后一個時期內社會關注的焦點，也將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事實上，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政府已經邁出了最新的一步，出臺了一些文件推行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國務院辦公廳制定了《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地方政府如山東省人民政府制發(fā)了《關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減少行政許可的意見》，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fā)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辦法》，山東省民政廳還制發(fā)了《關于確定具備承接政府職能

3、轉移和購買服務條件的社會組織指導意見》等;全國其他省市也有類似的舉措。這些規(guī)范性文件，為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提供了明確的政策依據和運行路徑。明顯的，要成功地落實好政府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出臺指導文件用來規(guī)范政府外包公共服務的程序、規(guī)范社會組織的建設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和服務方式、規(guī)范第三方評估等專業(yè)活動之外，還需要具備一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如要有一個熱心于公共參與的市民社會，在這樣的市民社會中，才會發(fā)展出真正非營利的社會組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是可以盈利的組織，但盈利不是其提供服務的最終目標;真正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是以服務供給本身為目的的;而通過服務所獲得的盈利，

4、最終將用于服務質量的提升和改善。 因此，在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政府是否能選擇到合適的合作伙伴，以便形成良好的委托人－代理人關系，就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事項。合適的合作伙伴需要具備一些獨特的品質，如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的品質、非營利的品質;但更為重要的一種品質，是值得信任的品質。本文所指的信任，是行動者在不確定的情境中對信任對象的積極期望、以及在此基礎上承諾參與信任關系的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有許多信任研究的學者都把信任當作一種積極的期待(positiveexpectation)，但本文認為信任是心理期待+外顯的行動，不然很多理論將與這些學者所討論的信任相沖突，如理性主義理論，尤其是科爾曼的理性選

5、擇理論，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明確地宣稱是一種關于行動的一般理論，而不僅僅是關于心理狀態(tài)的理論。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之所以存在信任的議題，是因為當政府不再直接從事于公共服務的生產和傳遞，而將其通過“外包制”等機制，委托給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時候，即在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剛剛形成的時候，就會出現(xiàn)一個委托人(政府)是否對代理人(服務類社會組織)具有積極期望、并承諾參與信任關系的行動，即是否置信的問題。上文提到“合適的”合作伙伴除了必須具備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的品質、非營利的品質外，更需要確保其不會背叛委托人的信任;但問題是，在代理人的承諾與其未來的行動之間，存在著時間差;而且，在此期間，其行動本身又處于一種具有不

6、確定性狀態(tài)的社會過程之中。因此，研究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的信任議題，就成為確保這種關系能夠成立并得到維系的重要課題。 二、理性主義的社會學信任研究 雖然信任研究起源很早，但社會科學中系統(tǒng)的信任研究自1980年代以來才越來越引人注目;其主要的研究范式大概能整理為三種，即理性主義的范式，文化/制度主義的理論及“權當”取向或過程取向的理論。雖然參與討論的社會科學學科背景不同，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都在信任問題上有相關研究，但是，在解釋信任的性質、基礎等方面，在每一種范式的內部，各個學科都呈現(xiàn)了較為高度的一致性。如在理性理論那里，各個學科都視信任為建立在行動者理性計算能力基礎

7、上的關于互動對象未來行動的賭博活動①;而在文化/制度主義那里，各個不同學科則一致地把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作為理解和解釋信任主要變量。這種情形在過程取向的解釋框架那里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權當”取向或過程取向的解釋框架中，特別重視了前面兩個框架中應該得到重視和強調的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懸置”②。信任研究的文化/制度范式、以及“權當”取向或過程取向的理論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事實上，在一個有限的篇幅內，僅僅把理性主義取向的信任研究闡述清楚和完整，也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學術努力。本文將主要討論社會學領域內的理性主義信任研究，希望這樣的嘗試對現(xiàn)實世界里形成良好而又牢固的公共非營利關系起到積極的作用。

8、 1．科爾曼(Coleman)的理性主義信任研究。科爾曼的信任研究從屬于他的一般化行動理論，他的理性選擇理論采用了經濟學的方法解釋人們的社會行動;他把人假設成為具備理性能力，并都是自我利益的追逐者③④。 行動者的決策是這個理論的核心內容，而決策的依據似乎不受除個人理性能力之外的其他任何社會因素的約束，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這種理論采納了側重行動者個人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立場。在信任問題上，他認為信任是面臨風險狀態(tài)下所做的一種決策;他假設行動者都具有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目的，信任與否這樣的決策，取決于另一行動者的未來行動是否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目的、或起碼不招致?lián)p失的可能性。在這里，信任

9、議題起碼要求有第一，兩個參與者A和B，即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以及第二，行動在時間上的差———行動者A在他的行動發(fā)生之前，不能確切地知道行動的后果到底是如何的，因為這取決于具有理性的、自由行動能力的行動者B。也就是說，正是由于這個時間差，才使不確定性和脆弱性/易損性顯現(xiàn)出來，形成信任者A所不能回避的風險。使信任成為一個問題的另外一個先決條件是參與互動的雙方必須是自愿的，也就是說，A的置信與B的回報/背叛信任，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的理性選擇，而不是強制的結果。也就是說，潛在信任者A所面臨的風險，是他為了自我利益的實現(xiàn)而自愿接受的。對行動者A來說，風險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即如果他置信于B，那么，他必須考

10、慮，1，行動者B回報或者背叛信任的可能性/概率有多大;2，他得到收益G或者招致的損失L的值有多大。因此，行動者A的信任問題，就變成了對作為信任問題先決條件的G、L的值和回報/背叛的概率的計算問題?？茽柭J為，這種計算，有點像是賭博:“如果贏相對于輸的機會，大于輸相對于贏的量，那么通過下賭注，他就有一個預期的收益G;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就該下這個賭”⑤。用數學函數表示，就是P/(1－P)〉L/G。這里所賭的，明顯的是行動者B未來的行動———或是回報信任，或是背叛信任。因此，行動者B的可信性就是信任與否的關鍵;也可以說，A如何獲得/評估B的可信性，是信任與否的關鍵。顯然，收集B的信息是一個選擇，通

11、過B的視角分析所處情境也是一個好的辦法，另外，通過第三方的參與，比如，第三方可以充當保證人、建議人或倡導者幫助A做出關于B可信性的評估，等等;A還必須考慮收集信息的成本，以及如果有第三方參與的話，如何評估第三方的可信性所帶來的成本問題等事項。科爾曼認為，宏觀系統(tǒng)的信任問題，同樣可以用上述機制得到說明，以便完成他所謂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轉變;并且，在他的信任討論中，他也談到了制度及角色在信任中的作用，但是，出于理性選擇理論的立場，社會制度在理性選擇理論中的作用，只不過是行動者在進行信任與否的理性算計時所考慮的參數而已①。 2．艾爾斯特(Elster)的理性主義信任研究。艾爾斯特在理性主義理論內

12、部對科爾曼的理論進行了批評，指出了理性選擇理論的局限性。他有關信任的觀點并不系統(tǒng)，并沒有對信任概念進行具體、細節(jié)上的論述;同時，他有關信任的觀點也散見于許多不同的出版物中②。在艾爾斯特不多但略見散亂的有關信任的表述中，依然有可能整理出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正是由于理性能力，行動者即使根據互動的成本/收益結構的提示而應該理性地選擇背叛信任的情況下，信任者也有可能認為被信任者是值得信任的。形成這種信任關系的一種策略是使被信任者考慮其長期利益，而不致背叛當下的信任關系;另外一種策略是讓被信任者做出可信賴的承諾，如事前承諾(類似契約婚姻中規(guī)定的無過錯方不能被要求離婚的承諾)。值得關注的是第三種情況，即艾

13、爾斯特懷疑行動者是否總是符合理性選擇理論所認定的行為主義假設———行動者總是理性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他意識到，信任行動某些時候是非理性的，比如，如果行動者發(fā)現(xiàn)他的互動對象是利他主義的，他可能會更信任他;同樣地，信任者本人也可以非理性地、利他性地信任互動對象。因此，信任的非理性因素對他來說是客觀存在的。他也觀察到工具性考慮并不是產生某種社會行動(如信任關系)的前提條件;相反，友誼、愛和尊重，本質上應該被看作理性互動的副產品。因此，他說“利他主義、信任和團結…不能用自我利益的種種形式來說明?！雹郛敯瑺査固財喽ɡ硇赃x擇范式不能解釋社會行動的所有方面的時候，他開始引入社會規(guī)范來解釋信任關系的出現(xiàn)和

14、形成，比如有關互惠和合作的規(guī)范，在他看來這些規(guī)范有利于促發(fā)信任行動④。這樣，即使在收益結構不提供支持的情況下，如果行動者遵守有關信任的規(guī)范，他也會產生信任行動。盡管艾爾斯特認識到了理性選擇理論的局限性，他依然認為理性選擇理論由于其簡明性、以及利益最大化假設的有效性，在解釋信任問題的時候，依然保留了首要性地位⑤。 3．哈丁(Hardin)的理性主義信任研究總體上講，Hardin補充、發(fā)展了科爾曼有關信任的理性選擇理論。在他看來，信任的理性選擇理論需要回答兩個本質問題，即第一，被信任者回報信任的刺激因素是什么;第二，使行動者A信任行動者B的知識基礎有哪些。因此，他有關信任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

15、個方面:第一，發(fā)展出“捆綁利益”作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應;第二，提出“街頭水平的認識論”作為信任者獲得被信任者可信性知識的方法⑥。在他看來，信任是一個三方關系，即A信任B會做某事X。他認為，A隨時需要考慮，當他信任B的時候，B就擁有了真正的自由選擇的機會———或者回報，或者背叛信任，因此造成A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易損性/脆弱性，而這正是信任成為需要的時候。確保被信任者可信性的一種方法，就是A相信，B在A那里顯示出自己的可信性符合B的利益。就是說，“我信任你是因為你的利益捆綁了我的利益，或說，滿足我的信任能實現(xiàn)你的利益”⑦。這樣，背叛A的信任的同時，也損害了B的利益。哈丁在這里其實引入了一個長期利益

16、的概念，這種長期利益有利于一種穩(wěn)定關系的形成，而如果利益的捆綁是相互的，這種穩(wěn)定的相互信任關系會得到強化⑧。在這里，Hardin其實駁斥了“倒推論”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因為在信任關系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上，被信任者通過背叛信任符合他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信任關系的第一步，被信任者也是不值得信任的;這樣，信任關系就無從建立。但是“捆綁利益”的提出，使“權當信任”⑨成為可能———即在互動雙方還互不信任的時候，通過“捆綁利益”使雙方在對方眼里顯得具有可信性，而促發(fā)一種相互信任的關系。Hardin的“街頭水平認識論”的觀點，強化了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觀點，即信任者必須獲得有關被信任者的知識—

17、——信任者該如何獲得并處理這樣的知識:被信任者明白，他的利益取決于信任者的利益?哈丁的策略是，一，建立一種所謂的“厚關系”，這似乎使哈丁顯得有些背離理性選擇理論的立場來。二，針對那些偶遇的互動對象，則需使用理性的“算計本能”了。 4．茨托姆普卡(Sztompka)的理性主義信任研究波蘭社會學家斯托姆博卡的信任研究呈現(xiàn)出高度的折中立場。他認為，信任整體上來說是一種賭博①，這與科爾曼的觀點一致;但是，這種理性計算的過程受到兩種拉力的影響，一是行動者的個人品質，二是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文化②———也就是說，信任作為賭博、作為理性的算計過程，一方面受到“信任沖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信任文化”的

18、制約。雖然在他那里信任沖動和信任文化只是起到了補充性作用，但他的信任研究中還是體現(xiàn)另外兩種信任的解釋框架所特有的色彩，即信任的“過程取向”中提到的“積極信任”，以及文化/制度框架中提到的共享世界概念，這些概念使他的信任研究顯得不再是單純的理性主義取向的了。其他的一些論述，諸如對信任的分類———信任被分為工具性信任、倫理性信任、信托信任三種③，工具性信任在這里與其它兩種非理性信任并列，也使得他的討論略顯偏離理性主義的立場。但必須明確的是，在茨托姆普卡的理論中，理性主義思維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他關于信任基礎的討論中。在他看來，這個基礎，就是對潛在被信任者現(xiàn)有信息的理性計算;而且，只要

19、有可能，對互動對象的可信性的評估應該是持續(xù)性的，這種評估必須從考慮信任的“元線索”④，即可信性的一致性那里開始。 5．華人社會中理性主義取向的信任研究華人社會中有關信任方面的經驗研究文獻可說并不多見，因此也顯得十分珍貴。在現(xiàn)有的文獻中可以發(fā)現(xiàn)的研究，大多采用了理性主義取向的解釋框架。在這些珍貴的經驗研究中，學者們有十分獨到的發(fā)現(xiàn)。臺灣學者鄭伯塤⑤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組織內部的信任關系的研究上。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了在西方文獻中幾乎被忽略了的一個重要因素，即華人社會組織內，上下之間的關系，往往是單向性的角色規(guī)范和預期關系，而不是西方文獻中所強調的對偶關系;這樣，權力因素，連同其他的因素，如工作表現(xiàn)、年

20、齡/性別/教育程度等背景因素，共同成為上下屬間“可信性”的構成要素，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信任關系。重要的是，“權力”因素被推到了理性主義取向信任研究的前臺，這是相當值得重視的。王紹光⑥明確地把自己的框架定義為理性解釋的框架，在他看來，信任關系能否建立，關鍵在于兩個方面的理性思考:第一，信任者對互動對象失信可能性的判斷，也就是對可信性的判斷，這就要求信任者收集足夠多的有關信任對象的信息;第二，信任者對由于互動對象的失信所產生的損失的承受能力，也即是茨托姆普卡所謂的“相對易損性”的判斷。在此基礎上，他的經驗研究對所要評估的變量進行了有效的操作化，不僅為華人社會中經驗的信任研究提供了一個理性主義的解釋框

21、架，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操作程序，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彭泗清⑦的研究提出了“關系———信任”模型，認為“關系”作為中國本土的社會學概念，值得在信任研究中被賦予足夠的重視。讓人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在肯定“關系”與信任之間的正相關性關系的基礎上，并沒有簡單地把“關系”當作的信任的一個既定因素，而是可以通過“關系運作”，如通過“利用既有關系”、“增加互惠壓力”、“加深情感”、“發(fā)展共同愛好”、“溝通思想情感”和“真誠的關心和幫助”等手段，可以建立、發(fā)展“關系”，從而與互動對象建立和形成互信關系⑧。可以說，“關系運作”表達了極為典型的理性選擇行動理論的特質。鄭也夫⑨的信任概念同樣建立在互動對象的“可信

22、性”基礎之上。他的信任研究側重于“熟人”之間的信任(缺失)狀況，并認為“殺熟”現(xiàn)象是信任缺失、信任危機的重要表現(xiàn);他認為，“文革”時期同事之間的相互揭發(fā)，在當時是最為典型的“殺熟”;而在今天，“殺熟”則是社會中普遍的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鄭也夫的研究，起碼部分地否定了彭泗清的研究結論，即“關系”(比如鄭也夫所說的熟人關系)對信任關系所發(fā)揮的積極意義。 三、理性主義信任研究的特點及其與華人社會的相關性 理性主義取向的信任研究，在社會科學信任研究的領域內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這個事實本身起碼說明這種取向有著它存在的理由，如解釋力、簡明性以及超強的邏輯性，等等。雖有來自艾爾斯特等人在理

23、性主義范式內部的批評，指出社會規(guī)范對信任的重要意義的批評，但整體上，這個框架除了行動者的理性能力，以及對制度和情感因素的不多的一點關注之外，幾乎完全忽略了可以用來解釋人類行動的其他因素。這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早有學者提出意見;信任研究中的制度/文化的解釋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理性主義解釋框架的不足，即理性能力本身，無法排除信任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及由不確定性引起的易損性;也就是說，被信任者的可信性無法用理性計算獲得圓滿解決。理性主義自以為一旦能夠獲得有關互動對象可信性的知識，它就解釋了信任;但如果真正地做到了這一點，信任就不再被需要了，因為信任可以被認識方法所取代。理性主義者沒有認識到，不確

24、定性及其導致的風險是信任成為必要的前提，而不是障礙。 唯一地用理性主義解釋框架說明和分析華人社會中的信任現(xiàn)象，會產生一些研究上的問題。華人社會在絕大多數的文獻中被認定是人情社會;即便在市場經濟、商業(yè)文化、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成為主流的今天，即便是在出現(xiàn)了嚴重的社會分層①②、“碎片化”現(xiàn)象③、“斷裂”現(xiàn)象④、以及社會原子化現(xiàn)象⑤之后，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帶有強烈的理性選擇的特征，甚至傳統(tǒng)上信任程度較高的農村地區(qū)，也因為人們的相處之道的理性化改變而使信任關系出現(xiàn)問題⑥，因此對當下中國社會里的信任關系的分析，是適用理性主義來解釋的，但華人社會中“人情”現(xiàn)象依然無法不去面對。按照葉啟正⑦的理解，人情

25、社會應該發(fā)生在費孝通在差序格局概念中劃定的在“熟人”社會中;在這里，“人情”，既可指人區(qū)別與動物的“人味兒”，亦指中國人人際交往關系中可作交換的“人情資源”，又可指交往過程中中國人所遵循的行動原則，即“投桃報李”的行事原則⑧。明顯的，“人情”是很難用理性主義的邏輯來解釋的。中國人現(xiàn)實利益的交換，往往滲透了情感因素;因此，利益交換關系，帶有強烈的“交情”意味———情感與利益彼此交錯的關系。如果這種關系與人際信任關系相關，則理性主義的范式就不可能成為解釋華人社會中人際信任的唯一選擇。當然，如果把這種范式運用在解釋華人社會中“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情況就可能截然相反，因為按照葉啟正對“差序格局”的解讀

26、，中國人在陌生人中間實踐的是理性交換的原則⑨。因此，理性主義的解釋框架，的確能夠在“陌生人”的范圍之內，部分地解釋華人的信任實踐;另外，由于當下的中國出現(xiàn)了功利主義泛濫、人情社會由于社會分層和社會原子化而被破壞的情況，理性主義的解釋框架是有其用武之地的，但它不可能成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信任研究的解釋框架。 四、結語 雖然理性主義的信任研究有其局限性，但這并不妨礙運用這種解釋框架去考察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著的信任問題，尤其在政府倡導推進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的時候，即使理性主義的解釋框架無法提供建立信任關系的有效策略，但這一視角更容易使我們認識到信任關系在這種合作關系中的重要性。公共非營

27、利的合作關系即為典型的委托/代理人關系;一旦這種關系中的信任出現(xiàn)問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將受到極大損害，從而直接導致公共服務對象的利益受損?？梢哉f，是否能在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建立和形成彼此的信任，將是服務型政府是否能夠真正形成，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形式是否將真正發(fā)生全新轉變的關鍵變量。因此，在學理上說明信任的形成和發(fā)展機制，應該對信任關系的實踐有重要的意義;理性主義的信任研究范式，起碼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上，觀察并理解信任關系。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理性主義范式并不是信任研究的唯一解釋框架;文化/制度取向的框架，以及“權當”或過程取向的信任研究，也是極為重要的信任研究范式。這些不同的解釋框架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它們的彼此補充，才能使人們從不同的視角上觀察并解釋信任行動和關系，使人們對信任有更多更深的認識。在實踐上，理性主義的信任研究使我們明白，在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中建立信任關系，需要對理性人的社會行動進行規(guī)范的限制;因此，規(guī)范的形成和制度的建設，就成為這種合作關系中使信任成為可能的重要策略。